《环球时报》专访新加坡资深外交官马凯硕：美国缺乏对华全面和长期战略

　　【环球时报记者 白云怡 于金翠】“提醒我‘美国缺乏对华全面长期战略’的人是亨利·基辛格博士”“很明显，美国针对中国的一系列目标都无法实现”“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反映出中国的长期战略思维”……新加坡前常驻联合国代表、著名学者马凯硕10月9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对比了中美两国的决策能力高下、美国近几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异同，并结合中美元首通话等最新互动预测了两个大国关系将发生哪些变化。有着“李光耀智囊”之称的马凯硕的新书——《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以下简称《中国的选择》）中文简体版今年9月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他在书中提出关键的一点——美国政府必须尽快做出重大选择：是以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为重，还是以改善美国人民的福祉为重？答案是只有美国同中国一样致力于拯救地球并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尤其是本国人民的生活条件，那么最终的问题才将不再是美国赢了还是中国赢了，而是人类是否会赢得胜利。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仍未最终确定”

　　环球时报：您在《中国的选择》（美国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出版时书名为Has China Won？The Chinese Challenge toAmerican Primacy）这本书中说，美国犯了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即在没有一个全面、长期对华战略的情况下，就与中国展开地缘政治战争。您为什么这么说？

　　马凯硕：提醒我“美国缺乏对华全面长期战略”的人是亨利·基辛格博士。2018年3月，我在写《中国的选择》这本书的时候，在纽约和他见了一面。这位美国当代最伟大的战略思想家允许我引用他的这句点评——“美国正在犯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它在与中国展开竞赛，而事先却没有制定与中国打交道的全面和全球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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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战略也表现为缺乏清晰明确的战略目标：美国发起这场针对中国的竞赛，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是为了阻止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还是为了孤立和遏制中国？很明显，这一系列的目标都无法实现。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位美国领导人详细说明过——美国对华竞争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环球时报：据您观察，现在拜登领导下的美国是在改正错误，还是进一步深化错误？

　　马凯硕：我认为，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目前仍未最终确定。它仍处在摸索阶段，拜登政府还需要一段更长的时间才能更清晰地确认其对华政策。

　　从现在已经反映出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方面看，拜登政府明确重申了美国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其高级官员曾多次表明这一点——包括拜登总统自己、副总统哈里斯、国防部长奥斯汀等，而特朗普政府则对这一政策有所破坏。此外，拜登政府官员不会像前国务卿蓬佩奥那样对中国频频发表粗鲁和侮辱性的讲话。但从消极方面来看，拜登政府至今尚未能取消特朗普政府对华实施的任何一项制裁或加征的关税。

　　但总体来看，我个人评估拜登政府希望延续前奥巴马政府的一部分对华接触政策。

　　环球时报：您一直说，没有所谓的“中国威胁”——中国无意向外输出意识形态，在使用军事力量上也很冷静和克制。但为何许多西方政界和学界人士不相信这一点呢？他们是否能改变对华的误判和偏见？

　　马凯硕：西方在中国问题上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美国政界已几乎达成一致，认为中国是对美国的威胁，尽管他们从未定义过什么是他们口中的威胁。相比之下，大多数欧洲国家则并不认为中国是对欧洲的直接威胁。因此，美国和欧洲没有达成统一的对华战略。

　　尽管如此，同样十分明显的是，美国和欧洲都对中国的再度崛起深感不安。过去二百年来，西方一直主宰着世界历史，因此，现在他们很难放弃对世界的统治。比如，欧洲人始终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由一个欧洲人担任领导人，正如美国人坚持主张，世界银行必须由一个美国人作行长一样。这是欧美拒绝接受“西方统治世界时代即将结束”这一现实的一个最明显的例证。

　　“期待中美在经贸领域有所突破”

　　环球时报：最近一段时间，中美之间有一系列互动，如两国元首通话、中美苏黎世会晤等，但美国也采取了多个对华动作——从美英澳建立新的安全伙伴关系到华盛顿举办“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您从美国政府这一系列对华动作中看到了什么一致性吗？谁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主导者？

　　马凯硕：拜登政府内部存在不同的想法和派别。比如，一派认为，美国应该继续推行特朗普时代对华的许多对抗性政策，这就是为何对华贸易关税迟迟未能取消的缘故。同时，也有观点认为，拜登政府应该继续奥巴马时代的一些对华接触政策。

　　幸运的是，我们看到，美国两家非政府组织——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和美国教友服务委员会今年9月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到2016年期间和中国举行的战略和经济对话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等都为美国带来了切实的好处。这项研究得出了一个明确结论：接触政策是有用的。从理论上来说，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应当是长期战略思考的结果，但很不幸，现实是它不得不受美国短期政治考虑的制约。拜登政府的一个主要目标是避免民主党在2022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失去参众两院。因此，它不能显得对中国软弱，否则会被共和党以此为由大加攻击。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孟晚舟获释一事对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

　　马凯硕：孟晚舟的获释是中美关系一个非常积极的进展。倘若她继续被扣留在加拿大，会让中国人想起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屈辱，那时中国人被迫受到西方治外法权的管辖——别忘记这一事件的一个关键点是——美国在孟晚舟一案中依据的是其“长臂管辖”的治外法权，即使一个欧洲的银行没有违反欧洲的法律，也不得不支付巨额罚款。因此，孟晚舟的释放肯定是一个积极信号。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间潜在的紧张关系就会很快消失。这背后的原因我也在《中国的选择》一书中清楚地分析过：当美国决定发起针对中国的地缘竞赛时，该举动是由深层的、结构性的力量推动的，而并非是像特朗普这样由某一两个个人去推动的。

　　第一种结构性力量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头号强国都不愿意把“老大”的位置让给排在第二的国家。许多美国人都明白，按照目前的趋势，中国经济将在未来10年到15年内超过美国。可以看出，美国正在采取一系列行动确保这一情况不会发生。拜登在今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说：“中国的总体目标是成为世界上的领先国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最强大的国家……在我的任期内，这一切不会发生。”拜登的这一讲话很重要，他清楚地反映出美国保持自己世界“老大”地位的愿望。

　　第二种结构性力量是：西方人一直对所谓的“黄祸”心存恐惧。在西方，对这个话题的公开讨论是一种“政治不正确”，所以我写《中国的选择》这本书的目的正是推动西方对（打消）这种恐惧心理进行理性和客观的讨论。

　　第三种结构性力量是：许多美国人期望把中国的政治制度变成和美国的一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此前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认为深化商业、外交和文化联系将会改变中国内部的发展和外部的行为，这一假设一直是美国战略的基石。即使是那些对中国意图持怀疑态度的美国政策圈人士，也曾坚信美国的力量和霸权可以轻易地将中国塑造成美国喜欢的样子……然而，建立在这种期望之上的政策并没能以我们预期或希望的方式改变中国。”坎贝尔的这番话解释出了美国两党一致反对中国的原因。

　　环球时报：中美间下一个有望出现突破的领域是什么？

　　马凯硕：我认为中美间下一个可以期待的进展或突破领域在经贸方面。在美国大选期间，拜登曾就特朗普政府对华加征关税的做法说过，“（特朗普总统此举）带来的只是美国农民、工人和消费者的损失”。因此，如果美国和中国能在互惠的基础上，同意取消针对对方的贸易制裁和额外关税，这将是对双方都有益有利的事情，也将是中美向前迈出的巨大一步。

　　“申请加入CPTPP反映出中国的长期战略思维”

　　环球时报：最近，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达成一项新的安全协议，同意美国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您认为这项安全协议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它是否会提升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马凯硕：历史告诉我们，英国已经两次退出东亚：第一次是在1942年，当日本入侵新加坡时，英国没有保护新加坡；第二次是在1968年，英国那时就基本上放弃了它在新加坡的海军基地，尽管它此前承诺要待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鉴于英国国内一系列巨大的麻烦，我不认为它未来会在东亚扮演重要的战略角色，因此，美英澳三国安全协议不太可能持续很长时间。

　　环球时报：马来西亚、印尼等东盟国家也对美英澳新安全协议表示担忧。您认为这将对该地区的地缘格局产生什么影响，地区国家会被迫选边站吗？

　　马凯硕：马来西亚等国的担忧是合理的，因为这一协议引发人们关于这是否有悖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根本关切。我认为，最好可以问一问美英澳三国，如果伊朗获得核潜艇，他们会反对吗？他们会认为这有悖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吗？如果他们的答案是反对伊朗获得核潜艇，那么很显然，其他国家（无核武器国家澳大利亚）也不应该获得。

　　环球时报：您如何解读中国日前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举动？有西方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反制美国和澳大利亚核潜艇交易的一种方式，您对此怎么看？

　　马凯硕：中国申请加入CPTPP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进展。我不认为这只是一个纯粹为了对抗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举动，它反映出的是中国的长期战略思维。中国始终认为，和东亚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可以为东亚带来和平。我赞同这一观点，因此希望中国能成功加入CPTPP。

　　环球时报：最后一个问题是，中国新任驻美大使秦刚抵达华盛顿后积极开展工作：他与亨利·基辛格博士会面，也参加了许多美国商界和智库举行的活动。您认为通过秦刚大使的这些公开活动，中方向外传递了怎样的信息？

　　马凯硕：我还没有机会见到秦刚大使，不过我和他的前任崔天凯大使是好朋友。我觉得秦刚大使能主动和亨利·基辛格博士接触，和美国的商界人士交流，这非常好，也正是外交的意义所在。我在外交领域工作了33年，深知没有什么能代替良好的面对面交流。我相信，如果中美两国元首能尽快见面交谈的话，对中美双方来说都将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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